情人節的禮物

還有幾天就是2月14日情人節了，去年那一天我們在美國的2個表哥回來，沒什麼好玩，於是我們一起去山裏泛舟。那天的夕陽很美，重溫一下。

情人節是年輕人的日子，我家寶羅絕不像爸爸那樣浪漫，每年情人節都會給媽媽一大束美麗的玫瑰，為兒女立下愛另一半的模範。但是寶羅也說，“你知道我有多愛你的，不需要玫瑰來表達。”但是，老公，你知不知道女生是很愛玫瑰的呢！好哪，玫瑰我送你哪，讓秘書小姐羡慕一你一下。

上個月去基督教的一個慈善機構參觀，那是一對美國人溫納夫婦在主持，他們到處找錢幫忙窮孩子讀大學，也給流浪的孩子一個家。我很喜歡他們二人，他們的工作做得真不錯，不過，溫納先生並不是基督徒，但他愛他妻子，老婆愛做的事情，他就幫忙。呵呵 可愛。

那天在那裏參觀，我看到有一排衣架上掛了幾件美麗的晚禮服，他們說：“這是一些人送的，我們的孩子很窮，但穿著它們就像從名門裏出來的一樣。”原來在情人節這晚，所有的大中學校都會為畢業班和Junior班的孩子們舉行舞會，而孩子們也會特別興奮這一天，因為他們可以打扮的好象童話裏王子公主一樣去參加舞會，而且和心儀的人跳舞。那將是終生難忘的一件事情。特別是女孩們，那一天她們的美麗真是平時不見的，那一天灰姑娘要变莘德瑞拉，一件晚禮服就那麼重要。

但是一件晚禮服的價格不菲，對窮的家庭來說，就是租，有時家庭都會沒有錢。教會裏掛的晚禮服美則美也，不過不多，而且看來不知道被用了多少次。我突然想起我的衣櫥裏還有不少晚禮服，大都只穿過一次就從此掛在了那裏，實在太可惜了。不如送給這些孩子吧，反正我用的機會太少了。只是我的衣服大都设计保守，沒什麼性感和新潮，穿上身也很樸素，希望孩子們喜歡啊。

回家後，把衣服一件件晾出來，每一件都有一個美好的回憶在那裏：大紅色是爸爸90歲生日那年；黃色是爸媽60年鑽石婚的慶祝上穿的；藍色，是有一年去一個大學做剪綵佳賓時穿的。……好多件的禮服都只用過一次，甚至有的衣服因嫌性感，一次也没用过。雖然以後還有機會用，但次數太少了，大方點，給需要的人用吧。

病房記

爸爸繼續住院，人說久病床前無孝子，但爸爸的兒子兒媳很多，可以輪流著去醫院陪他，所以孝子還是可以長久做的。

星期六，大哥從馬尼拉趕回來看他，不怎麼露面的六弟也來了。他哥幾個下班後留在辦公室裏講話。我那時正在趕畫，我這張畫的尺寸很大，老公的車子沒法裝，但我又很想帶回家接著畫，見老六傑瑞來，便對他說：“一會兒你幫我把畫帶回家好嗎？”他話不多，只說一聲：“好”事情就這樣成了。一會兒他把車開來，幫把我的畫放在了後車廂裏。我和老公回家前還到菜市場溜了一圈，回到家裏，我的畫已經好好地放在我的‘畫室’了。真是好兄弟！

吃飯時傑瑞坐在我的左手邊，我的另一側是媽媽。這幾天我們輪流著在醫院照顧爸爸，但這傢伙只來打照面並不負真的責任。在晚上醫院做輪換看護的是寶羅和五嫂艾米。比如今晚（星期六晚）就是寶羅一會去醫院換三嫂JOY回來，現在已經是9點多了，可憐的JOY，從早上8點到現在還沒回家呢。我對傑瑞說：“喂，你能不能晚上去醫院陪陪爸爸啊？寶羅和艾米輪得很可憐呢。媽媽說了你可以的哦（我看了看媽媽，她只是笑，2天前她是說過這樣的話的。）再說你是NIGHT PERSON（夜來香男生，一到晚上就有了精神），晚上對你不困難的。”“OK，OK，NO PROBLEM”大個的他低著頭吃飯，回答的聲音有些狼狽，有些尷尬，也有些過快，畢竟呢，被動地叫去做事情。“那今晚如何？”我一心想讓老公在家便想拉他做墊背，“OK，OK，NO PROBLEM。”他還是那句話。我心裏暗笑，也許他的潛臺詞是：“嘿，德希好歹我也幫你拖畫框回來呢，怎麼轉眼你就不記得我的了？！”老公坐在媽媽的右手，這時趕快說：“明晚吧，星期一我還要上班，你就明晚吧。”“好的，好的” 傑瑞還是連聲說好。明天白天正好是我看護爸爸，於是我對他說：“那你明晚7點來換我，好不好？是PM 7點。千萬不要忘了！我眼睛大大的瞪著他，他趕快再次連聲說好：“好好好，我不會忘。”（事後老公說：“唉傑瑞真可憐。”我說：“他有什麼可憐的，單身漢玩得不亦樂乎的”要可憐就是沒老婆護著他，讓他被德希時不時的欺負一下。）

    為了不辜負傑瑞幫我帶畫框回來，我晚上畫到12點過，但畫面的效果仍然不夠，沒辦法，只有明晚再繼續。第二天一早忙來忙去，寶羅太上老君急急令似的催了我兩次，我才在9點到醫院。他說：“怎麼現在才來，我還以為什麼人在路上拿了我妻子”我說“你放心吧，你妻子又老又難看了，誰都不會拿的。”

一見爸爸，我真的很高興，爸爸精神看起來大好了，不同與前兩天躺在病床上，現在他是坐在椅子上的了。爸爸見我來便對我笑嘻嘻的。我對寶羅說：“你快回去吧，餓了吧。”他說“沒關係，我和你呆一起就好了。”爸爸還沒吃早餐，我從護士受裏接過爸爸的早餐就喂給他吃，老人家吃得很慢，空擋時間我就望著坐在另一邊的寶羅笑，我問他：哥哥，你餓不餓啊？我去麥當勞給你買好嗎？他說，“你不管我，專心照顧好爸爸就行了。”10點過了，寶羅終於要走了，我送他到樓梯口，一會兒他卻又回來了。“怎麼又回來了呢”他說也許他的鑰匙忘記了帶，但一檢查，什麼都在，只是電腦包包的背帶卻扭在了一團。我想幫他，卻一時沒有理順。“哎呀，你還不是普通的笨，還是我自己來吧。”他說，花了好一會工夫，背帶總算理好了。我看著他，總該要回去了吧？誰知道他又說：“我們和爸爸一起祈禱感謝天主對我們的照顧吧。”祈禱完後，他再次出門，這次我幫他拿著大包小包的東西送他到醫院的門口，要分開時，他卻把所有的東西都遞給我：“說妹妹，我去拿車，你在這裏等我，哎，對你不好意思，你拿這麼重。”我說：“沒關係，我高興，你快去吧。”等他來，我把所有的東西都放上了車。然後笑著揮手看他離開，他離開時我看到他臉上帶著大大的笑容。而我也是，帶著同樣的大大笑容回到了爸爸的病房。

我在病房沒多久，艾米和五弟帶著2個孩子也來看爸爸了。那時醫生也在，醫生說爸爸已經無大礙，也許下周就可以出院了。爸爸聽了很高興，他對我們說，“我想回家和媽媽在一起過情人節呢，艾米你替我準備一束玫瑰花吧。”艾米聽了哈哈大笑：“爸爸，你還真是浪漫啊。”病房裏其樂融融的，大哥的女兒在北京清華大學讀中文，現在放假特地回來看望爸爸，她的中文很有進步，連同她的其餘3個弟兄姐妹，他們一起寫了張卡片給爸爸祝福他老人家早日康復，2個弟弟都說期盼著5月放假回來看公公，我看了特別感動，想來爸爸也是吧。

艾米對爸爸特別孝順，自己的父親也不過如此了，爸爸一直抱怨有2日不曾大便，但現在他總算要大便了，只見他坐在特製的病人便器上很久，完事後卻虛弱得站不起身來，於是艾米就趕快站到爸爸前面來，並用雙手樓著爸爸的腰扶他起來，和爸爸站在一起她顯的身材高大且有力。我那時正站一旁看能幫什麼，她便叫我，“德希，麻煩你，把爸爸後面的衣服撈起一下”呵呵，原來護士小姐要替爸爸清理呢。

艾米和五弟在這裏一直呆到中午，直到三嫂派人給爸爸送來午飯後才回家。我慢慢地再照顧爸爸吃飯。比起上次我在醫院時，爸爸是好很多了，因此我們的護理就沒那麼複雜。下午爸爸睡了一覺，我也乘機補了個眠。

晚上7點半，傑瑞來了，那時我們已經侍侯好爸爸吃過晚飯了。還好，傑瑞還算準時，但寶羅原來說要來接我回家的，這時卻還不見蹤影。我只得給他打電話催他說：“哥，你還不來，我要餓死了。那頭的老公連聲說“好,好，就來。”但一會兒，一家速食店卻給傑瑞送飯來了。（他進來時,我問他,"有吃過飯了嗎？"他說有了，但現在他又叫外買。）於是他順便分了包點心給我，我說：“不餓，不用了。" 他不做聲，還是把點心放在了我旁邊的桌子上。我弟弟十分君子，不會問：那你怎麼對寶羅嚷嚷你要餓死了？！xixi ,抱歉，我不這麼說，我家阿寶動作能快嗎？

爸爸十分安靜的看著他的報紙，傑瑞像變戲法似的從背包裏拿出了張折疊小桌撐好，再放上他的電腦。我想笑他連在病房裏都可以過露營的生活。這時老公來了，夫妻倆現在終於可以一起回家了。寶羅和爸爸說了幾句話。又和傑瑞聊了一陣子，他對我說，“妹妹，傑瑞說這個月要帶我們去外面玩呢。”“真的？真的？”寶羅笑嘻嘻地說：“是真的，昨晚傑瑞說我們這陣子太累了，要到山上去放鬆一下。”我聽了十分高興便開始唱“阿肋路亞，阿肋路亞，阿肋路亞。”傑瑞看我這麼高興這麼興奮，也笑了起來，“不過，他說“我得查查，漲潮的時間在什麼時候啊。”“不急，你慢慢查，有得玩就好。”

高高興興地告別了爸爸和傑瑞，我和寶羅就回家去了。

29（我私地下給傑瑞取的小名）今晚辛苦你了。

兔哥家的新年

老公寶羅性格溫和可愛，我時常覺得12生肖裏他最像兔子，於是就“兔哥”“兔哥”的叫他，他通常被叫‘兔寶哥’，（但如果討厭起來我就叫他兔巴哥。）兔年到了，我特別祝福他新年快樂，他說，“什麼什麼，我屬雞的。”

不過，今年真夠特別的，爸爸在大年28晚就緊急送進了醫院，一家人憂心忡忡沒什麼心情過年了，加上街上也沒有過年的氣氛，要不是電視上時不時蹦出個卡通兔出來祝你新年快樂，還真是一點過年的氣氛都沒有了。30這晚姑媽叫我們早回家，我心裏竊喜“還是有年夜大餐吃的”結果回家一看，飯菜平常而且全是素的，（LONGBIA）捲心菜春捲，綠豆湯 外加3條小炸魚，這也算是年年有餘了？也太不像話了吧，叫來廚師白眼以對，“不能因為過兔年，你就給咱全吃青菜吧？！”媽媽說：“你不要罵她，誰叫你不告訴她今天是中國年。”我不做聲了，但心裏想：“老媽，你和姑姑在家閑著，也不要告訴工人一聲準備準備嗎？媳婦我在公司裏很忙誒”

小兔哥寶羅被早叫回家是有原因的，因為他吃好飯後要去醫院換弟媳回家休息，大年30晚上他要去醫院整晚看護爸爸。看來是年夜飯沒有，團圓也沒有，夫妻還要分開過了。他離開家時我在家看電視，他說：“看來糊塗有糊塗的好處，因為你是糊塗希所以責任就沒那麼大了，其他兄弟都是老婆去照顧爸爸，他們好福氣，只有我要親自去。看來你也是很福氣的”

其實，話說那麼多，昨天白天我就一天地在醫院裏看顧爸爸，爸爸實在是個好病人，沒有抱怨，也沒有特別的要求。其實看顧他的是他的特別護士，我只是護士的幫手。我對護士特別感動，她早7點來，晚7點離開，中間真是沒有一點休息。爸爸吃喝拉什麼都在床上，連翻身都困難，她照顧得真的很好，光是不停地為爸爸翻身這點就不不是普通人做的到的。難怪P國的護士國際出名，服務態度真是讓人感動。爸爸現在身體有進步，真希望他能早點出院，我們的輪班都排到星期天了。

唉，放鬆一下吧，我家兔哥2個月前請了3個園丁在後院裏種無污染蔬菜。走，和我一起去看看他的菜地，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吧。

 白菜，空心菜長勢良好，

小是小點，但也可以吃了，於是我摘了一點點

 豆类

 玉米

但一會兔哥過來看到後氣壞了，他說：“妹妹你怎麼偷我的菜？！這菜還小呢，你現在拿，純粹是讓植物受傷嘛！”我趕快給他道歉，說那以後長大以後我再拿吧。

 他也說不可以，只有他自己采才可以。

瞧這‘兔’自私得。菜種子是希買的，

鋤頭也是希種花的，現在拿點菜他也不幹！

再過兩天就是春節

清 冷枚 梧桐雙兔圖

再過兩天就是春節了，不過我們這裏沒有過春節的習慣。首先是華人自己不爭取讓政府放個春節假，因為一放假，商家就得選擇給上班的工人發雙倍的工資，或者乾脆關門休息。看来都是損失，何必放春節假呢？本來假就夠多了。

我昨天去華校還資料，順便給臺灣籍的校長提了個重重的火腿，她見我送禮愣了一會才說，“哦，春節快到了，謝謝啦。”看她們也忘了春節這回事情。

天氣很陰冷，赤道上空好似一個快要熄滅的火爐，照理說我們應該生活在明媚熱辣的藍天下的，但現在的灰暗的天空讓人好像是到了出名的霧都倫敦或重慶。前兩天颱風襲擊了CEBU，本來以前1月份是從來不刮颱風的，但現在刮了。從歐洲美國來的人說他們那裏冷得不可想像，亞洲大陸的人也說‘南國冰封’，看來整個世界都被凍住了。我在大馬和新加坡的朋友，你們還好嗎？

本來我家每年春節30晚上，還是要吃頓年飯的，但是上星期天晚上，爸爸被緊急送去了醫院，他呼吸困難。家父年事已高96歲了，身體本來已弱，現在再在這樣的天氣下折騰。。。。。。寶羅祈禱說：“天主，您知道什麼為爸爸是最好的。”爸爸是全天下最和藹的人之一，一生不罵過人，不對人有什麼要求。當年媒人介紹他給媽媽認識，媽媽擔心他是打老婆的人。媒人說“格林，打老婆？他就差頭上生有光環，做聖人了。”實情如此。媽媽常以爸爸為驕傲和做人的尺度。連大嫂說：“爸爸是世界上最容易愛的人。”但爸爸也是世界上最容易接納人的人。在他眼裏有過壞人嗎？我好想問他。

昨晚寶羅通宵在醫院裏陪爸爸，他說爸爸吐了四次，沒有口味吃飯，越發讓人擔心了。

過了明天，就是兔子年了，兔子可愛又善良人見人愛，但是也比較軟弱。現在的世界天災人禍比什麼時候都多，這小兔子能抗嗎？

還是將一切都交給天主吧，我們要活在信心中！

祝福所有的朋友兔年吉祥，闔家歡樂！

這些天

張小剛的畫

這些天，好象很忙，但其實也無實在的命題。

自從省長去世，好像我每週都有去參加一個葬禮。

第二周是一位24歲的姑娘，她很特別，因為她是癡呆兒，一個家庭要愛這樣一個孩子不容易，但是她的父母做到了，很了不起。她的母親告訴我她曾質疑天主為什麼是這樣？但是天主很固執，沒有答案，只有任務。孩子去世前大病一場。50萬的醫療費是家庭承受不起的，家庭只有20萬可支付，但30萬卻来自不少的人捐贈。母親說：“我從沒有要求別人幫忙，但很多人卻主動幫助我，感謝天主，他預備一切。”

其實癡呆兒通常只活得到20多歲，他們好象是父母生命中的考試。其實癡呆兒的靈性是很勇敢的，要不然他們不會選擇這樣的生命來經歷。我們普通的人很軟弱，所以我們選擇美貌，財富，良好的家庭來度過一生……

第三周，是一位老太太（江夫人），她的丈夫曾經是本城的基督教長老，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基督徒，兼家財萬貫。老先生幾年前就去世了，夫妻倆感情深厚，現在總算也可以團聚了。江夫人是位很好的人，幫忙人無數。無錢醫病的人她幫忙，讀不起書的孩子她幫忙，總之財富在她手裏有了真正的價值。願我主報答她！

（来自网上，技巧很好，卻內容空洞毫無意義）

這些天，我也在練筆，畫畫，

但每每看過工夫高超的畫家，我就自卑，

人家的技巧可能是我一輩子也達不到的。

張小剛的畫作，沒有複雜的技巧與場面，

但很有深度，真理要用普通的話說

但再看過真正的“大家”的繪畫，（上圖）才領悟其實繪畫重要的不是技巧，而是心性與嚴肅的思考，我們對世界內在的關注……

德希上周的作业

但從外觀轉化到內在的關注，表現的手法以及關注的題材，都是需要時間來進步的……

加油吧德希！

Governor Tuting

Delivered at the Necrological Service
Provincial Capitol
January 9, 2011


Yesterday afternoon, Junny Dumalag asked me if I could speak in behalf of the Project Task Force. I hesitated, because I am not the head of the force and eulogies for high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usually reserved for important people. But then I thought it would be an honor to represent such a hard working and dedicated team in saying our final adieu to a sincere and committed leader whom we hold in the highest respect.


My involvement with the Project Task Force begun when I met Governor Tuting, one August Sunday morning after the 11 AM mass at the Cathedral.  He informed me that Junny Dumalag would be calling me one of these days as I was going to be a part of the Force. H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about Livelihood Program. He also said something about helping the poor and the marginalized. That was how casually the Governor worked. That was his style even as Mayor.

I had the opportunity in working with the Governor in a program called YFDP. An acronym for Youth Football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YFDP was a joint experiment of the Rotary Club of Dumaguete East and the City of Dumaguete which started as the club’s centerpiece project in 1993 when I was club president. It became the City’s main youth and anti-drug sports activity when Mayor Tuting was in his second term as Mayor.  This was an undertaking where the poorest and naughtiest boys of different barangays participated in a values education program through Football. Thanks to the four years of sacrifice of the Rotarians and the wholehearted support of Mayor Tuting, the program became a pride of Dumaguete when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eventually received scholarship at San Beda, when eight YFDP boys became stars in the Philippine Under 19 Team, when four of our YFDP boys made it to the Philippine National Team and when the Rotary Club of Bacolod East replicated our program in Occidental Negros.

It has been eighteen years since the time we started the program, and many of those boys have long graduated from college. But I still recall that day when a group of us Rotarians visited the Mayor’s office and submitted our proposal for a joint project. I had thought that the Mayor’s first question would be how much financial counterpart was expected of the City Government.  But I was greatly surprised when he blurted “Will this program benefit the poor children?” I immediately answered “In fact Mayor, it is intended for the poor children since they cannot afford to buy the gears and they do not have a place to play.” “And what do you want from the City Government, I answered “first priority in the use of the Plaza ballfield.” Mayor Tuting looked at me and said “You get it.”

It was only around the third year of the YFDP did I become conscious that Mayor Tuting has had a special heart for the poor children. We were watching the football games when he asked me if the club could expand the project and make a counterpart for the girls. I said the existing YFDP was in itself already a very demanding mission. Then he said something about what about the future of these poor young girls, whose parents are unable to teach proper values. He cited the growing incidence of teenage pregnancies and prostitution. Eventually, I tried in helping organize the YGDP (Young Girls Dev. Program) using volleyball as the conduit for values education, but there were just not enough women volunteers to assist and the program lasted only a few weeks.


I was further convinced about his sincerity when a few years later, at his inaugural speech in June 30, 2001, coming back to City Hall after a three year interlude, he announced that he will use the remaining years that God has given him to alleviate the plight of the poor. True enough, a few days after our St. Paul University Dumaguete BOT meeting, he floated the proposal as to when we could restart the YFDP I knew the difficulty and the details involved in a values formation endeavor, so I said I needed time to reassemble the team.  But six months later, he would remind me again of the YFDP. I said that my organic farming project was taking so much of my time, the next board meeting I had another excuse – that I was newly married and my wife needs me more, then the next board meeting – that the new set up of UTC Trading was very demanding, and so on.  So one day, after the rice crisis of 2008, I told the Mayor that since we have already developed the model on values education through sports, some group could pick up on that. I could help and share our experience with whoever wants to follow up on it.  But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food production and organic farming. And that I was at his service.


I had a chance to have a long talk with Governor Tuting as Greg and I were riding with him to attend the funeral of Mr. Miguel Diaz. This was about a month after he took his oath as Governor.  Our conversation centered on infrastructure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But in coming home, our focus shifted slightly towards food production, agriculture then the dynamics of food prices and eventually helping the poor. As I was about to come out of his pick up, he parted by saying “Bert, see what we can do about improving our rice situation.” I could sense a bit of urgency in his voice.


I realized that as the Province’s CEO, Governor Tuting had to shift his prioriti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care of the youth would have to be relegated to the mayors. As governor, the responsibility would have to be centered on sett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province, economic growth, food security,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many other concerns.

When the task force decided to meet, we decided that the main priority was to strengthen mainstream agricultural sector because for too long the farmers had been neglected.  We knew our objective was to establish an agricultural master plan for the province, coordinating the agricultural efforts of each of the municipality, to avoid shortage as well as to avoid a situation of oversupply where a price slump could damage the farmers.  But first we needed to know the
existing conditions of the farmers, and how many of them were already into organic methods. We needed to feel their sentiments and their level of confidence. After all it would be the farmers who would be in the front line in rice, corn, sugarcane, coconut, root crop, vegetables, animal and fish production.  There was only one way to find out. We decided to embark on the First Oriental Negros Farmer’s Congress.



When we briefed the Governor of this plan, he showed some apprehension, but he always gave the group a free hand in implementing our ideas. He would ask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plan, but in the endit was always very typical of Tuting Perdices: “Will this help the poor?” It was evident that cancer was taking its toll on the Governor, because the questions were no longer as detailed as he they used to be.  But the cancer failed to shatter the core of his inner convictions : In what way will this project benefit the poor?


The Congress, proceeded after 3 months of planning. What topics do we discuss? What questions do we ask, what workshops do we conduct, how do we get their ideas and opinions, do we have enough facilitators, who will do the documentation, do we have enough diversity in each grouping?  These were all taken into account meticulously by a very hard working and dedicated group. Each one giving his best, knowingthat we were doing this for the common good and especially for the poor.

Three days before the congress started, Junny and I visited the Governor. He lay in bed looking tired but still very attentive.  He asked if everything was going smoothly. We said it was.  We briefed him on the objectives of the congress and on what we hoped to accomplish from it. We emphasized to him that the theme of the Congress was “Enhancing Health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thru Organic Agriculture”. That health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is really the main issue here. That Organic Agriculture as a means to achieve this had to be emphasized because the use of pesticides and chemicals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cancer and destroyed the environment.  He gave me a strange look when I mentioned the word cancer.

But when I said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e Almighty we should be abl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our farm practices that will benefit the poor and eventually restore the dignity of our people”, I noticed a big smile in his face.

We ended the briefing by saying that This is what we hope to leave as a legacy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this is what we hope the Perdices Administration will be remembered for.

We thanked the Governor for supporting our plans even if he initially wante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He thanked us andapologized that he had to leave the following day for his chemo treatment and that he would be unable to attend the Congress. But I only found out later that he still made a trip to the office an hour after we spoke, and told his staff that we in the task force should be given all the support needed for this endeavor.


We met the governor as a group again in the middle of December after it was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hold chairmanship of the RDC. He said very few words that time, but he managed to say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teamwork. Work as a Team”

Governor Tuting, it has been a great privilege working with you and we the members of the task force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for allowing us to share our ideas and the chance to work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Province.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faith and trust you have given us. It is not hard to work with you knowing that you always had the greater good in mind. You were able to show us that honesty, simplicity, hard work, and the commitment to serve others can still be found in public servants.  Jesus has said that whatever you did unto them the least of my brethren, you have done unto me. You have a special heart for the poor, we will all remember that. God will remember that.

這樣一位省長

         

這幾天都在參加省長杜汀（见左）的追悼活動，對他的突然去世，我到現在都有些不敢相信是真的。

算起來，我倒真是在很多場合中遇到他，特別是在一些PARTY上，有幾次還同桌。但是我和他的交談只限於問好，好在杜汀先生和寶羅是很熟的朋友。他們二人都是聖保羅大學的董事，聖保羅大學的董事會成員每年都在一茬接一茬的換，只有杜汀先生和寶羅像是生了根似的，十多年了都還在那裏。杜汀那時還是市長，大學請他做董事估計至少是‘餘有榮焉’，至於寶羅，每次開會都會很認真的說許多口水話，估計校方還沒聽厭煩。

杜汀為人和藹，加上是長者，寶羅在他面前一派放鬆，想到什麼主意就儘管說，但是他說“省長的厲害是，就算是他自己的主意，他講出來也會好象建議也是來自於下屬或顧問，讓人倍感重要。”很多人說省長是個簡單的人，他衣著簡單，飯食簡單，住房也簡單，就是靠海邊大道的一座很小的院落，一棟很普通的2層樓民居，建築完全沒有什麼特色。他做市長時每天步行上下班，他以前有一輛破舊的吉普車，要下鄉時就開著它。寶羅補充說：“他自己沒有車，這還是政府配給他的。”就是這輛破車他以前還獨自搭著總統（來我市視察時）在市里兜風了一圈。他可能是我見過的最寒磣的市長和省長了，但他也是我見到過的最被人尊敬和最有自信的省長。他的下屬在他身邊工作十分放鬆，他們說省長不是個苛刻的人，但那不意味著你不好好做事，實際上他身邊工作的人，特別是他的核心成員，大都有以下特點：一生活簡單樸實，沒有太多的物質欲望。二，理想主義者，三做事認真，不要求高回報。四有愛心，有真愛才會真的體貼民情 。

杜汀的為人的程度比較高，，他的下屬說：比如，他去首都出差，回來只簡單地報飛機票。讓一幫的人都傻了眼，怎麼住宿和飯食等等都不報呢？他說是住在女兒家的。杜汀有三女一子。三個女兒都有不錯的歸屬，二女兒的丈夫還是華人，通常，華人和西班牙小姐結婚只可能是一件事，男方家庭是頂級富豪。杜汀的兒子在海邊開得有家餐館，不奢華但很有審美，飯菜的味道也不錯，有喜歡它的顧客。餐館原來是孩子外婆的老房子，現在送給孫子做謀生工具了。杜汀女兒說：“爸爸不准我們涉及政界，也不准和政界的人有交往。”的確杜汀的親戚和子女從沒有給杜汀惹過這方面的麻煩。但杜汀還是有過凡人父親的痛苦，他的兒子在20出頭時做過“癮君子”，那時父子人在兩地，兒子在首都讀書，父親在D市做市長。也許兒子在這位傑出的父親下多少有些覺得達不到要求。

上星期天在省政府廣場舉行的弔唁會上有這麼一幕，主持人說：“現在請杜汀唯一的兒子上臺講話。”可能是因為剛才他妹妹的講話哭哭泣泣的，這位兒子一上來就開玩笑：“人人都說我是爸爸唯一的兒子，但我爸爸說我是我媽媽唯一的兒子，是不是他唯一的兒子他也不知道。”可能是因為杜汀在人們的心目中形象太過光輝了：沒有一個人質疑他的清廉，從不偷竊，不利用權利給自己和家庭帶一丁點的好處，辛苦的工作，簡單的生活。心裏裝的是這一城，這一國的人。對於家庭，杜汀的女兒說他是位好父親“從來沒有看過爸爸發火。”也許兒子和父親以前是有些隔閡，但是，兒子也已經是為人之父了，不再有年輕時的孟浪，不負責任和叛離。實際上他對父親也是尊敬和孝順的，特別是杜汀重病之後，兒子在一邊鞍前馬後的服侍，想必杜汀一定又欣慰又感動。

杜汀的妻子10多年前就去世了，在另一日弔唁會上，我看到他和妻子的結婚照，看來我們的省長年輕時也帥過，那時的杜夫人美麗得好似白雪公主：身材苗條，烏黑的短捲髮，蘋果似的臉頰，明媚的笑容，大大的眼睛，實在是位讓人砰然心動，一見傾情的美女。杜夫人不但貌美而且生在世家，實在是太有幫夫運了。杜汀的爸爸30年是本省的省長，但這位省長窮的程度你可能想像不到，他有7個孩子但像樣點的伙食都沒有，還得煩一位好友多年相幫。杜汀年輕時是位不折不扣的窮小子，娶到杜夫人，真是天主降福，做夢都要笑醒的那種。你說他怎麼還要到外面玩？不是這位兒子損他老子是什麼？其實天下這種欺負老實老爸的兒子不只他一個。我剛和寶羅談戀愛那會倆人走在一起，人問他“這位小姐是誰？”他說：“是我妹妹，我爸爸外面生的，現在剛認祖”

但是有人悄悄說，杜夫人去世後，杜汀確實有一兩次接過損友送來的女人。看來杜汀沒能為杜夫人守貞，是一大缺陷，但這些風流沒帶到工作中來影響他的操守，也是很難得了。人嘛，哪能那麼完美呢，那麼完美就送到梵帝岡封聖好了。

今天下午是杜汀的葬禮，杜汀是天主教徒，教會在主教堂裏為他舉行了盛大的彌撒，由本國的紅衣主教親自趕來主持彌撒，新上任的省長和政府官員都有到場。寶羅告訴我杜汀曾經和他分享：“從政20年，剛做市長那會還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但幾年之後就覺得行不通了，就把自己全心委託給天主，請求天主帶領我來做事情。”杜汀剛做省長不到一年就發覺患了癌症，他說：“很多時候我不懂天主的意思，我費心要做副省長，他卻只讓我做了5分鐘的副省長就升成了正省長（原來的正省長剛宣佈當選就因病去世了），而當我想要好好的工作時，才不過大半年，祂卻要拿走我的生命。我真的不理解，但無論什麼情形，我都活在對天主的信任之中。”    他在1月5日那日去世，去世前的這個聖誕，他還在和孤兒院的孩子們一起過耶誕節，聽孩子們唱聖誕歌，給孩子們發禮物。我對此有些感動，寶羅卻說“這麼多年來，他一直是這樣。”

在這幾日的弔唁會我聽到太多人們真實的分享，連他的孩子們也不知道“爸爸做了這麼多的有益的事情，被這個城市的人真實的愛著。”我也發覺原來他幫忙那麼多的慈善機構，做那麼的事情為扶貧，提升城市的居住環境。他的心，他的精力，他個人的財產都放真實的進來了。寶羅作為省政府的顧問在弔唁會上發言說“我們想感謝您展現給我們的信仰，不僅僅是你所知道的辛苦的工作，你總是還有有更好的在你的頭腦中，你已經將此可能的展示給我們：誠實，簡樸，辛苦的工作，承擔，去服務他人還能在公共服務中找到。耶穌說，‘無論你做什麼，哪怕是為我最小的弟兄所做的，你都是為我做。’你有特別的心為窮人奮鬥，我們將記得這一點，天主也將記得這個。”